• 中医在澳大利亚已走出唐人街

      郭福宁是中山医学院00001号临床医学博士。受访者供图

    “虽然身在异乡,但是我也关注家乡的动态,从新闻中看到习近平主席到了广东,关注中医药的发展,我很高兴……”在澳大利亚悉尼开中医诊所的74岁老人郭福宁,日前致信南方日报表示,她在澳开中医诊所30年,见证和亲历了中医从走不出唐人街到被澳大利亚纳入医疗体系的全过程。当地人对中医越来越认可,与祖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密不可分。郭福宁希望有生之年能继续为中医药事业推广到全世界贡献力量。

    郭福宁原是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生,改革开放后成为中山医学院(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第一个临床医学博士,后来到了海外。她认为:“中医的作用不仅限于替代医学,要让主流社会接受这一观念,需要中医师以医术和疗效说话。”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王越莹 记者 谢苗枫

    弃物理转报医学

    1944年出生的郭福宁祖籍安徽,2岁时随父母到广州生活。在家中9个兄弟姐妹中,郭福宁排行老八,从小成绩优秀,父母对她充满了期望。因为家中没有学医的人,母亲希望她可以撑起一家人的健康,强行把她的高考志愿由中山大学物理系改成了中山医学院(现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以下简称“中山医”)的临床医学。

    “以前觉得学医就是死记硬背,不想学,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医生这个职业。”1967年,郭福宁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达县专区下的医院工作了三年,后调回到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当医生。

    “我先是在内科工作,后来参加了医学院给西医的培训班,跟着许多老中医学习了两年。”郭福宁说,她先跟着邓铁涛等一批老中医学如何用中医中药治疗冠心病,又转到广州中医学院原院长陶志达成立的脾胃研究小组。“那时我逐渐发现,有时候西药治不好的病,中医可以。”郭福宁回忆说,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的7年为她打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人的基础。

    1978年恢复高考后,母校中山医开始招收研究生。郭福宁一鼓作气,考中了著名消化疾病研究专家陈国祯的研究生,由此,既想深造又爱当医生的郭福宁转至中山二院一边工作一边搞科研。

    1981年,中国正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制定了学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在此之前,新中国培养的研究生只有学历,没有学位。郭福宁正是幸运地赶上了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

    “当时要照顾病人,又要负责本科生和进修生的教学,还要自己找题目做科研,一般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她回忆,那时虽然辛苦,但很感激国家和时代赋予她的机会,读研之后就恰逢新中国第一批有学位博士开始招生,使她不经意间完成了临床、、教学的读博之路。

    郭福宁一直记得1985年的夏天走上博士论文答辩台的感觉:踌躇满志又紧张难安。她的博士论文是消化性溃疡的病因研究,其中最难的就是拿大白鼠做溃疡病模型并进行实验论证。“这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是十分前卫的。”郭福宁回忆,为了拿下准确的数据,她不断“切、保持存活、试验”,有时怕手术后的大白鼠死了,就把大白鼠放在床边,睡觉时也要看着。

    辛苦没有白费。历经3个小时的答辩后,7位全国消化系统疾病的顶级教授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郭福宁的论文,认为她的实验扎实、严谨,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那一天,郭福宁穿着上世纪80年代常见的蓝色短袖衬衫,没有鲜花和家人在场,但她开心得像个孩子。那一年,郭福宁41岁,获得了盖有“中山医学院”钢印的临床医学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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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实的博士论文给郭福宁打开了人生又一扇门。

    1986年,郭福宁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后。1987年,郭福宁又受到西医朋友的邀请,到澳大利亚的西医诊所工作,用中医的方法去帮助西医进行配合治疗。

    “当时澳大利亚的中医水平参差不齐,只要有商业执照就可以开中医诊所,所涉及的大多是针灸、等较为粗浅的治疗。有的甚至因为疗效不好被投诉,事情登在了当地媒体上。”在与当地西医合作的过程中,郭福宁发现,尽管当时中医在澳大利亚还比较落后,但是发展潜力不容小觑。于是,她想要自己站出来去普及中医治疗,用医术和疗效为中医发声,让更多人正确认识到中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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